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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操营九道缸花城岭杨山岭 [复制链接]

纵横 842 1
纵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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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
【花城岭】庄南一里许,有九道缸瀑布,分九坎下落,精致壮观。据查,清康熙年间(公元1662年—1722年)姜姓从庄河迁居此地建庄。因岭上有一城,又满岭花草树木,故庄取名为花城岭,沿用至今。

又有:    【驻操营】据传是唐朝以前高丽人筑城。唐贞观年间(公元627年—649年)迁来大批住户建庄。名称来历有两种传说,一说东汉末年曹操兵在此扎营;一说明初守边将士在此扎营操练,故名驻操营。    九道缸,在花城岭与六道河之间,顾名思义,就是瀑布从一到九,海拔渐次落低,形成九个深潭。其中以第九道瀑布落差最大,风景极为优美。从一到九穿越九道瀑布,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户外任务。一二三四道缸后,第五道缸就非常危险。

石刻共三十一字,反刻。为什么反刻?是黑道“切口”么?  时间很清楚,嘉靖二十四年(1546)。日月有些模糊了。夜不收石刻是嘉靖二十四年五月十一。 个别字模糊难认,但大概意思还明白,就是平顶谷关夜间无守卫,可以通过,过了此关后,离山海关还有一百里。  此石把在必经路口,平坦可以休息。此路应该是明蒙内外往来的地下商道吧!当时更好走的路估计是经长谷口关下东沟的大道,但把守较严,平顶谷夜间则较为松懈。


曾经的古商道,通往熊盖顶山口,今已杂草丛生。


大明永乐五年(1407年),明成祖敕命甘肃总兵官何福严禁军器走私,“旧禁军器出境,近闻有鬻与外夷者。此边将失于关防之过。自今须严禁约。”

……正统十年(1445年),因“瓦剌使臣多带兵甲弓矢铜铳诸物,询其所由,皆大同、宣府一路贪利之徒,私与交易者”,英宗又再次严厉地敕责大同、宣府总兵官朱冕等人,“尔等受朕委任,防闲弛慢,自今其严加禁约,若仍前弛慢,罪亦不宥”,要求沿边驻守官员进一步加强对军器走私的禁约。在私市贸易的刺激下,明朝的一些官员和军民甚至私造军器,与蒙古贡使交换马匹及明廷赏赐的缎绢等。

军器之外,明朝还严禁铁器的输出,明朝的严禁使得蒙古地区铁器极为缺乏,贵铁如宝,特别是铁锅。为了得到铁,在南下侵掠时,往往“始掠布帛,继则取刃器取釜,今乃接战夺甲,得车焚轮”。由于炊煮无锅,“每次攻城陷堡,先行掳掠,以得锅为奇货”。由于山西兵戴一种盌子盔,“渴可挹水,饥可温食”,故蒙古士兵每遇山西兵,“往往以弓掣刀拔而下,安用此物”。因铁锅难得,出现“分子嫁女,有一锅而各分其半”,甚至“生锅破坏,百计补漏用之,不得已,至以皮囊貯水煮肉为食”的现象。因此,铁器成为私市贸易中的一项重要物品。

天顺以后,明蒙之间关系逐渐恶化,正常的朝贡互市贸易在弘治后期完全中断,特别是嘉靖年间,由于明世宗顽固执行绝贡政策,一再拒绝蒙古通贡互市的合理要求,招致蒙古频繁的大规模的攻掠,明蒙之间兵连祸结,正常的经济交流的渠道人为阻断,蒙古经济需求得不到满足。在这样的形势下,民间私市贸易更加兴盛。

嘉靖隆庆年间,私市贸易更加普遍。沿边军民纷纷参与私市贸易,甚至和蒙古内外呼应。

但朝廷的残酷镇压并不能阻止私市的发展,边军与蒙古的私市贸易被时人称为“边人之积蠹”之一。《译语》中也记载:“边方夙弊,不可胜言。其甚者,墩军多与零贼交易,以斧得裘,铁得羊肘,细耳坠得马尾,火石石(出虞台岭,下有火葛以铁击石,火出承之以燥叶即燃)得羔皮(墩军利其所有,或畏其攻墩,反传递信息,入则佯为不知,去后举放炮火)。”

从永乐(1403-1424)到景泰(1450-1456)数十年间,明蒙之间朝贡贸易基本一直正常开展,天顺以后时断时续,至弘治十一年达延汗最后一次朝贡后,明蒙之间官方朝贡贸易和正常民间市易全部中断,直至隆庆五年“俺答封贡”,明蒙之间通贡互市贸易关系才重新开启。

明蒙私市贸易在参与人员、私市物品、私市时间、私市地域等方面均呈现前后期不同的特点。参与人员而言,明朝方面前期主要有官员和普通民众,后期除了地方官员,墩军哨兵成为主要人员,沿边民众也大量参与;

在长城沿线的一些地区,蒙汉人民通过私市建立起来了密切关系。如前述大边墩哨军“分帐之买卖”,说明日久天长墩兵与牧人间往来惯熟,有了固定的主顾,结下了友谊。1550年(嘉靖二十九年),大同总兵官仇鸾说:“我之墩军、夜不收往往出入虏中与之交易,久遂结为腹心。虏酋俺答、脱脱、辛爱、兀慎四大贼营,至将我大边墩台割据分营,虏代墩军瞭望,军代达虏牧马”。


哈哈,居然大明边墩被蒙古人“包产到户”了,“虏代墩军瞭望,军代达虏牧马”,谁能想象出这样一种其乐融融的景象?


以上绿体文字部分摘抄自《明蒙私市贸易述论》

作者于默颖,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,研究员


文中所述为大同宣镇一带的走私现象,蓟镇似乎还没到那份上。而且蓟镇嘉靖年间,明蒙冲突依然十分严峻。前两周我们刚到过潘家口,以此为例:

嘉靖三十八年二月,抗倭名将、蓟辽总督王忬中了东蒙古鞑靼首领锡林阿计,调兵向东防御,导致中协防守空虚。锡林阿瞅准机会,迅速从会州直取潘家口,二月二十八日,潘家口关城陷落,鞑靼骑兵紧接着再下蓟镇总兵府三屯营,然后再向西、向南掳掠遵化、蓟州、玉田、丰润四地。王忬连忙指挥军队向西迎敌,锡林阿挥军避开明军锋芒,从南部迂回进入今迁西、迁安两地,大掠之后,三月初仍然从潘家口退回长城以北。这一场蓟镇浩劫,蒙古人抢劫了多少?不可想象,反正铁锅是够够的了吧?

此场蓟镇浩劫,震动朝野。嘉靖三十九年,蓟辽总督王忬被处死。当时,戚继光还没有来,拥有直接指挥权的是蓟镇总兵、大草包欧阳安,其宣化府人。“以庸劣当,每虏大举,闭户而已,唯依权势冒伍,时号为草包,下狱论死,请归,逮下锦衣狱”。第一勇将马芳当时为蓟镇副总兵,驻守中协建昌营,虽然他率领的部队取得了金山寺逐敌的胜利,因整体战事的失利,由副总兵降级!

和花城岭摩崖石刻一样,这场浩劫同样也留下了摩崖石刻。在迁西县西山村的一个石洞壁上,留有: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初二。达贼过景。西庄魏恩。刘廷贵修理白岩山贝兵。石匠徐汗。

因为民间记述,白字很多,原文照录。


秦皇岛地区还埋没着多少这样隐没难寻的摩崖石刻?花城岭沿古道继续向北,还有没有?

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它们都没有被官方记录。因为是民间的,不是官方的,西沟古桥遗址摩崖石刻倒是官方所刻,燕河营参将嘛。

但这些民间石刻,都是历史的鼻孔,我们感觉到了它的呼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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